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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與百年變局

作者:袁鵬
發布時間
2020/09/16/ 11:04
來源
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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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疫情影響,百年變局將在多個方面加速演進甚至裂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因此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在“兩個一百年”征程的歷史交匯期,中國如何繼往開來,謀定而動,是世界大變局留給我們的一場大考。

 

  文章來源:《現代國際關系》2020年第5期

  作者簡介:袁鵬,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

 

  新冠疫情全球肆虐與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疊加,“黑天鵝”與“灰犀牛”亂舞,既有國際格局與國際秩序遭遇猛烈沖擊,世界局勢呈現史上罕見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受疫情影響,百年變局將在多個方面加速演進甚至裂變,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也因此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在“兩個一百年”征程的歷史交匯期,中國如何繼往開來,謀定而動,是世界大變局留給我們的一場大考。

 

  一、疫情堪比世界大戰,既有國際秩序難以為繼

  過去數百年,國際秩序之變往往由一場大戰催生,如歐洲三十年戰爭后的威斯特伐利亞體系,一戰后的凡爾賽-華盛頓體系,二戰后的雅爾塔體系。當前國際秩序的基本輪廓即主要奠基于二戰之后。但歷經70余年,從1991年冷戰結束,再經2001年“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機、2016年特朗普勝選等多輪沖擊,既有秩序已風雨飄搖,雖然四梁八柱尚在,但聯合國作用有限,世貿組織(WTO)功能漸失,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資金捉襟見肘,世界衛生組織(WHO)權威性不足,全球軍控體系接近崩潰,國際準則屢被踐踏,美國領導能力和意愿同步下降,大國合作動力機制紊亂,國際秩序已處坍塌邊緣。

  新冠疫情突發和泛濫,致全球哀鴻一片,鎖國閉關、經濟停擺、股市跌宕、油價慘跌、交流中斷、惡言相向、謠言滿天,其沖擊力和影響力不啻一場世界大戰,既有國際秩序再遭重擊。舊秩序難以為繼,新秩序尚未搭建,這正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本質特征,也是當前國際局勢云詭波譎的根源所在。

  疫情下及疫情后的世界很像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的世界。其時,大英帝國已力不從心,“日不落”已日薄西山,但實力和影響力尚存,不甘放棄領導地位;后興大國美國實現初步崛起,羽翼漸豐、雄心壯志,但軍力和國際影響力不足,難以取代英國;歐洲忙于戰后重建,日俄乘亂謀勢,中國內憂外患,亞非拉等邊緣力量無所適從,國際局勢撲朔迷離,大國力量分化重組。十余年后,世界陷入“大蕭條”,進而滑向第二次世界大戰。

  如今,特朗普治下的美國在疫情期間不僅未擔起應有的世界領導責任,反而自私自保,又因政策失誤,成為全球疫情重災區,近兩百萬人感染,十余萬人死亡,其慘象超過“9·11事件”,死亡人數超過越南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之和,軟硬實力同時受挫,國際影響力大幅下滑。2020年大選將是特朗普“美國優先”與拜登“美國重新領導”兩條路線、兩種理念之爭,但即使拜登獲勝,因內部政治掣肘和外部環境變異,美國想“重新領導”世界也難。但美國如一戰后的英國,仍有足夠力量阻止別國取而代之,其對華政策將會更加敏感、強硬、蠻橫,遏制打壓會變本加厲。中美戰略博弈將更加激烈。

  經此一疫,既有“一超多強”格局也將生變。美國仍是“一超”,但難“獨霸”;中國加速崛起,但面臨趕超瓶頸;歐洲整體實力下滑,未來方向具有不確定性;俄羅斯乘亂謀勢,地位有所提升;印度短板、弊端暴露,崛起勢頭受挫;日本奧運延后,有苦難言。疫后各國將忙于收拾殘局、重定規劃,既期待國際合作,又躑躅猶豫,觀望等待,心態復雜。美國“單極時代”終結,中國尚無力同美國并稱“兩極”,多極化亦變換軌跡更加曲折。中美俄在國際政治中的影響力更加明顯,三邊互動對重塑未來秩序至關重要。歐、日、印的戰略自主一面有所加強。

  亞非拉等新興力量群體性崛起勢頭受阻。中東疫情恐情油情疊加,前景更加暗淡,可能陷入“黑暗時代”;拉美既未把握百年變局加速改革發展,也未抓住時間窗口有效應對疫情危機,政治、經濟、社會均呈現亂象,從上世紀末的“中等收入陷阱”滑向“發展方向迷思”;非洲長期依賴全球貿易和投資,加之公共衛生條件最差,一旦疫情出現暴發式增長,可能陷入人道主義災難。“金磚”褪色,更難抱團。印度、巴西在美中俄歐間周旋,騎墻姿態明顯。中國同發展中國家關系整體面臨新考驗。

 

  二、世界經濟全面衰退,離大蕭條只一步之遙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經濟安全是國家安全和國際安全的基礎。冷戰后,得益于全球化、信息化帶來的互聯互通和總體和平穩定的國際環境,世界經濟曾經一派繁榮,中國也因之實現崛起。但2008年金融危機暴露出美歐經濟的深層問題,揭示出全球化發展的不平衡性。美國擺脫危機的藥方不是刮骨療傷式結構改革,而是飲鴆止渴、轉嫁矛盾,使“痼疾”未除,新病再發。奧巴馬、特朗普等非傳統政治人物粉墨登場,正是美國經濟與政治關系錯位引發社會極化的結果。歐洲債務危機未果,又遭遇烏克蘭危機、難民危機、英國“脫歐”危機,禍不單行,經濟形勢始終沒見起色。

  為“讓美國再次偉大”,特朗普拋棄多邊主義、國際主義、自由貿易,借助民粹主義,大行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挑起中美貿易戰,致全球化逆轉,自由貿易遇阻。美國經濟、股市靠霸凌和強權逆勢上揚,但根基不牢,難以持久。世界經濟則陷入整體性低迷,歐洲經濟低位徘徊,俄羅斯經濟不見起色,連一度被普遍看好的印度經濟也驟然減速失速,中國經濟開始進入“新常態”。

  疫情突發使世界經濟雪上加霜。“世界工廠”中國,最具經濟活力的東亞,全球金融、科技、航空、娛樂中心美歐,均遭重創,亞非拉各大板塊莫不傷筋動骨。世界主要經濟體GDP 10%~30%不等的衰退,20%左右的失業率,均是數十年未見之慘象。世界經濟衰退遠超2008年金融危機,已是國際共識,下一步會否跌入1929~1933年式“大蕭條”,則見仁見智。更可能的情況是介于二者之間,糟于2008,好過1929。1929~1933年“大蕭條”持續時間長,最終甚至引發第二次世界大戰,經濟體系陷入癱瘓或半癱瘓。目前看,本輪危機導致上述狹義上的“大蕭條”還不至于。但以常規的標準衡量(經濟衰退兩年以上、實際GDP負增長超過10%),陷入一般意義的經濟蕭條則非??赡?。這大體取決于兩大因素:一是疫情發展。目前看,疫苗研制還無定數,投入市場至少還需1~2年,期間疫情還可能在印度、中東、拉美、非洲次第暴發,中美歐日都存二次暴發風險,全球供應鏈、產業鏈、需求鏈重新整合遙遙無期。疫情不除,經濟無望。二是國際合作。如果像2008年金融危機后G20峰會適時啟動,并催生廣泛深度的國際合作,則世界經濟短期恢復并非天方夜譚,畢竟美國金融體系依然堅固,中國經濟韌性異常強大,世界主要經濟體的基本面總體無大礙。但遺憾的是,疫情期間大國合作為競爭對抗所取代,促進經濟發展最寶貴的信心大受沖擊。如果疫后各國仍自行其是,尤其是美國依然大打貿易戰,甚至強制性要求諸如呼吸機等產業回流,形成“現地生產、本地消費”新模式,或則無限度對華索賠追責濫訴從而引發國際政治新混亂,則全球貿易將繼續下降,對外投資繼續萎縮,世界經濟的明天只會更糟。如是,大蕭條難以避免,只是表現形式、災難程度和持續長度有所不同而已。

  全球化時代,一榮俱榮,一損俱損,各國都在一條船上。唯有祈愿對方好,才能自己好;只有同舟共濟,才能共克時堅。G20視頻峰會是主要經濟體嘗試合作的開端,未來還需要持續的努力。

 

  三、大國關系繼續分化重組,中美關系的對抗性與牽引力更加凸顯

  沒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大國關系分化重組是國際政治永恒的主題。本輪分化重組以中美關系為牽引,帶動中美俄歐印日各大力量戰略互動,其結果將深刻影響未來國際格局演變。

  疫情之前,中美關系已然生變, 美國對華接觸讓位遏制打壓,兩國戰略競爭蓋過戰略合作,經貿摩擦、地緣博弈、涉臺港疆藏斗爭、意識形態對立成為常態,“新冷戰”之聲不絕于耳,“脫鉤”之勢加速演進。新冠疫情本應成為中美關系的緩沖器、減壓閥或黏合劑,但陰差陽錯,反倒成為加劇中美博弈的變壓器、加速器或催化劑。其中有雙方疫情不同步、情緒化互懟等偶然原因,但核心因素還是美國對華戰略近年來發生根本性轉變,即美國已經十分明確地將中國定位為主要戰略對手,并動用“全政府”力量和手段對華遏制。除此之外,美國國內政治因素也推波助瀾,為確保贏得連任,特朗普政府急于對華“甩鍋”,轉嫁矛盾,極端勢力迫不及待上下其手,抹黑打壓中國。沖刺大選的民主黨拜登陣營也被迫加入對華示強的競賽表演??梢灶A見,疫情、選情疊加下的中美關系可能會進一步惡化。美國反華強硬派所期待看到的中美敵對狀態正步步變成現實。

  但中美對抗不會演變成冷戰式的兩極對立或陣營對壘。一則因為中美利益交融格局深厚,彼此都無法承受長期對立的代價;二則因為美國同盟體系和西方世界已今非昔比,歐美對華政策不盡同步,西方裂痕因疫情繼續擴大,中歐關系處于歷史最好時期;三則因為中俄關系總體堅固,美拉俄打中的愿望難以成真;四則因為日、印總體上仍希望左右逢源,兩頭得利。從這個意義上講,中美不會走向“新冷戰”,也成為不了“兩極”。更可能的前景是,美國加緊構筑排華的“小圈子”,在金融、經貿、科技、產業鏈、國際組織等領域“退舊群”“建新群”,將中國事實上阻隔排除在外;中國則把“一帶一路”和周邊命運共同體做深做細做實,另辟蹊徑,絕處逢生。由此世界可能形成分別以美中為核心的兩個經濟圈。其與冷戰時期兩大陣營、“兩極對立”最根本的區別是,中美無法做到完全“脫鉤”,競爭中有合作;他國無法完全依賴一方,合縱中需連橫。

  在此情形下,中美競爭博弈格局進一步固化,不會因為美國大選結果而有根本改變。美歐日在聯合制華方面有共同利益,但中歐日在挖掘關系潛力方面有巨大動力;美俄走近有策略需求,但中俄合作有戰略驅動;美歐同盟關系基本格局一時難改,但彼此隔閡裂痕會進一步拉大;中日關系逐步緩解,中印關系穩中有憂。美國自毀形象,世界不指望其繼續領導;中國大而未強,一時無法也無意替代美國;俄、歐、印等力量都不具備引領全球事務的能力或意愿。國際格局在未來三五年內將呈現“無極”“戰國”“過渡”亂象,大國合作難度明顯加大,中小國家被迫抱團取暖,在各自區域自謀出路的趨勢可能有所加強。

  總體看,中國在運籌大國關系方面處于相對有利位置,這既是近年來持續不斷推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努力使然,也是作為戰疫“大后方”為全球不斷提供公共產品的責任擔當贏來的地位。但有利位置不等于戰略優勢,疫情的演變、戰略或策略的運籌、對外交往方式的運用、各國國內政治的變化等等,都存變數。一旦美歐疫情發展超出其心理承受極限,已然醞釀、炮制中的對華問責、索賠、施壓聲浪勢必更加高漲,一批長期反華仇共人士必乘勢而上,借疫情大做文章。中國本已木秀于林,此次又率先走出疫情最艱難的時刻,被圍攻追繳的風險不能小覷。尤值警惕的是,非洲拉美一些國家因疫生怨,對華態度蠻橫,加之被外部勢力利用,債務減免、索賠問責之聲也由小變大。這是中國與世界關系數十年未見的新態勢。

 

  四、全球地緣戰略格局進一步變化,亞太地區的中心地位更加明確

  自現代國際體系建立和全球化鋪展以來,全球地緣戰略中心在歐亞大陸、大西洋、太平洋地帶輪轉。二戰結束以致冷戰終結后一個時期,大西洋地區占據中心位置,美歐攜經濟、軍事、政治優勢,高呼“歷史終結”,大舉“北約東擴”,呼風喚雨,主導國際秩序。

  但自新世紀始,尤其是伊拉克戰爭之后,美歐關系日顯疏離,“大西洋越變越寬”,中國崛起則拉開了世界權勢東移的序幕。由此帶動東北亞復興、東南亞振興、印度崛起,亞太成為世界經濟最活躍的地區。而朝鮮半島、東海、南海、臺海地區安全形勢起伏不定,則使亞太同時成為全球潛在軍事沖突的高危區。從奧巴馬的亞太“再平衡”到特朗普的“印太戰略”,戰略重心東移成為美國兩黨的共識和基本國策。受此驅動,俄羅斯“南下”,印度“東傾”,澳大利亞“北上”,日本“西進”,連歐洲也遠道而來,寬闊的太平洋不僅驟然變得擁擠,而且從此更不太平,亞太地區的地緣政治和地緣經濟分量遠非其他地區可比。

  新冠疫情首先大規模在中國和東亞暴發,使亞太地區再度成為全球焦點。而中日韓率先控制疫情,中國、韓國等國防疫卓有成效,樹起全球標桿,則凸現出東亞文化、價值觀、集體主義精神、社會治理模式的獨特性和比較優勢,使亞太之崛起超越一般的經濟意義而具有亞洲文明復興的色彩。在這一背景下,中日韓東亞合作的動力再度趨強,“東盟+3”機制重被激活,亞太地區的綜合性、復合型優勢更加凸顯。

  反觀其他區域板塊,莫不黯然失色。曾經自詡進入“后現代”的歐洲,近年來連番遭遇金融危機、難民危機、烏克蘭危機、“英國脫歐”危機沖擊,此次又在疫情危機中暴露短板缺陷,連歐盟的存廢都開始被認真討論,“西方的缺失”成為歷史之問。中東板塊因美國撤軍留下的戰略真空以及俄歐控局有心無力,導致域內各大力量按捺不住,蠢蠢欲動,伊朗、沙特、以色列、土耳其都有大國雄心同時又都難脫穎而出。而國際油價低迷、慘跌甚至一度驚現“負油價現象”,則使中東地區加速進入“黑暗時代”。遠離全球地緣中心的拉美和非洲板塊,疫情之后綜合影響力也一時難以提升。

  可以預見,疫后的經濟復蘇將更加依賴亞太地區的經濟狀況及供應鏈、產業鏈,國際安全也會因美國“印太戰略”的具體實施而進一步聚焦到這個區域,南海、臺海局勢的暴風驟雨已顯征兆。在中美博弈加劇的背景下,如何更好地經營亞太也即中國的周邊,如何將“一帶一路”首先在亞太地區走深走實,如何應對潛在軍事安全沖突的風險,均是中國對外戰略在疫后必須面臨的戰略性課題。

 

  五、全球化遭遇逆流空前危漩渦,全球治理面臨機

  從分散走向整體,既是近現代世界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也是經濟發展、科技進步的必然結果。地理大發現拉開了從區域化到全球化的序幕,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則加速了全球化的進程,資產階級革命以資本和市場的力量摧枯拉朽、打破國界,使全球連成利益攸關的經濟體,社會主義革命則號召“全世界無產者聯合起來”,使思想的力量無遠弗屆。冷戰結束后,信息化時代的來臨則真正使全球互聯互通,人員大流動,經貿大聯通,“地球村”概念應運而生。概而言之,全球化的趨勢如涓涓細流匯成滾滾洪流,已然洶涌澎湃,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存在,任何力量都難以阻擋,也阻擋不了。

  但隨著全球化的縱深發展,一系列新問題、新矛盾、新挑戰相伴而生,也是不爭的事實,這是全球化的另一方面。如,全球化大潮究竟流向何方,終點何在?各國是只追求全球化的進程還是要關心結果?全球經濟一體是否意味著政治也要殊途同歸(如福山所謂“歷史的終結”)?隨著西方自由主義制度和資本主義體制的痼疾暴露,以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同時呈現出的效率、活力和生命力,自由市場經濟不必然走向西式自由民主,越來越成為西方有識之士的時代之惑,這就意味著經濟全球化同西方戰略界所期盼的政治全球化不會同步。另外,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如果不同一國國內政策相協調,必然導致國內發展不平衡和全球發展不平衡,這種不平衡如不加以重視或者沒有結構性改革去修補,對內會導致社會矛盾加劇,對外則助推保護主義、民粹主義、孤立主義、冒險主義。“特朗普現象”的出現,正是美國過去近20年未能展開因應全球化和多極化的國家戰略轉型的結果。而特朗普執政后所采取的措施,不是順應全球化的方向進行內外戰略調整,而是以逆全球化的思維做反全球化的動作,諸如貿易保護主義、“中美脫鉤論”、“產業回流論”等等。其結果,不僅未能根本改變美國國內深層結構性問題,反而導致新的國際緊張。

  從全球層面看,經濟、信息、資源的全球化發展理應同步催生相應的全球治理,但事實上全球治理總是雷聲大雨點小,資金、人力、機制遠不敷所需,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明顯不相稱甚至脫節。在應對金融或經濟危機時,IMF、世行作用有限,各國央行成為主導性力量或先遣部隊,其結果,各國以爭相采取金融刺激或減稅等財政措施發揮作用,無異揚湯止沸、飲鴆止渴,終會釀成惡果。

  新冠疫情突發和泛濫成災,好比病毒這個“無形的敵人”在以特別的方式警醒世人,本應倒逼各國重新思考和理順全球化的內在邏輯和發展方向,重新認識全球治理的極端重要性,但迄今為止的結果卻差強人意甚至正好相反。以美國為首的一些國家政要,不是積極推進“全球化2.0”和加強全球治理能力建設,而是怪罪全球化走得太遠太深;不是以疫情的全球泛濫為鏡鑒進而強化領導責任加大全球治理,反而將其視作是全球化之錯進而加速反全球化的政策推進;不是尋求大國合作或國際合作解決醫用物資短缺等問題,而是狹隘地認定相關產業“在地化”“區域化”才是正途,大力推動產業回流;不是痛定思痛加強國際組織的能力,反而落井下石從世界衛生組織撤資,詆毀世界貿易組織的功效和貢獻,令全球治理陷入空前困境。

  目前,對全球化的前景作斷言式判斷還為時過早。畢竟,歷經數百年的全球化是歷史大勢,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各國有識之士對此心有戚戚,少數政客們的逆勢而動好比蚍蜉撼樹;各國面對疫后世界的反思還沒有深刻展開,所謂“脫鉤”“回流”最終知易行難,將遭到歷史的懲罰。在大災大難過后對全球化和全球治理進行大盤點、大反思、大檢討,從而做好準備再出發,才是人間正道。中國倡導“人類命運共同體”、推進“一帶一路”、堅持自由貿易和多邊主義,是尊重歷史、順應時代的正確選擇,應該堅定不移持之以恒。對于全球治理這個曾經西方心儀而目前或棄之不顧或有心無力的命題,中國則可以“舊瓶裝新酒”,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加以充實完善,以此提升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

 

  六、制度、模式、科技之爭越來越成為國際政治較量的核心

  冷戰結束后國際政治一個最突出的變化,是中國的崛起及崛起背后所體現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日益成熟和自信;相應的,是西方的式微及資本主義制度的弊端叢生及其主導的自由主義國際制度的破損。冷戰時期美蘇之間的意識形態和兩種制度之爭嬗變為當前中美發展道路和發展模式的較量。美國對華戰略的根本性轉變,不止為因應中國崛起帶來的權力轉移,更意在遏制中國發展模式對西式自由民主的巨大沖擊。蓬佩奧、納瓦羅、班農、金里奇等美國反華人士念茲在茲、耿耿于懷的,也正是中國制度對美國制度的深刻挑戰。美國發起的對華貿易戰一開始即劍指“中國制造2025”、國企補貼、結構改革等,顯然也是醉翁之意不在貿易本身,而在體制或政治。中美第一階段貿易協議的簽署原本應該成為兩國暫時休戰、理性看待各自國情政體的戰略緩沖或時間窗口,不料新冠疫情瞬間打亂這一節奏。

  面對疫情,中國集中領導、統一指揮、協調行動、央地一體、相互幫扶、公共醫療、社區管理、以人為本,迅速控制住疫情,率先復工復產,展現出獨特的制度優勢,同美歐暴露出的黨派對立、自由泛化、政治極化等制度短板形成鮮明對比。西方不愿承認制度衰敗或政策失誤,必然加大對中國污名抹黑以掩飾自身不足,比如指責中國“隱瞞疫情”,借抗疫外交“實現地緣戰略野心”,宣揚“意識形態勝利”,等等,正如有西方媒體所言,新冠疫情正演變為“中國模式與西方模式之間的一場戰略較量”。如是,則是國際政治的大不幸。事實上,各種制度各有優劣,中國既堅決反對將西方制度強加于己,也不會盲目推銷自身制度模式,追求的是“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主張各國文明互鑒,世界豐富多彩。

  疫情再次顯示科技的力量。中國之所以較快穩定局勢,控制局面,得益于近年來相關科技創新和發展,包括大數據、健康碼、快遞、疫情查詢系統、追蹤數據鏈、電子支付系統、網格化管理等等,這些相對西方有比較優勢,勢必刺激西方加大調整。但受制于民意和選舉政治,以及所謂自由、人權的絕對化,其調整將相當困難。反過來,正如已然全面展開的那樣,美國會一面加速科技脫鉤以阻止中國科技發展,一面加大對中國所謂“科技倫理”“數字監控”等方面的指責。高新科技的爭奪和競爭恰如冷戰時期的軍備競賽,成為未來一個時期國際政治的中心議題。

 

  七、中國與世界關系再出發的思考

  改革開放40年甚至新中國成立70年乃至鴉片戰爭以降160年,擺在中國人面前一個恒久的話題,就是如何處理同世界的關系。百余年來,中國既被欺凌遭受屈辱,又奮起抗爭贏得尊重,中外關系的個中滋味,唯有中國人自己才能體會。改革開放的40年,也恰是中國與世界關系重塑的40年,其主題是中國“融入世界”,中國崛起被理解為在“同經濟全球化相聯系而不是相脫離的進程中,獨立自主地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鄭必堅語)。

  隨著中國持續超高速的崛起,以及由此帶來的經濟繁榮、政治自信和戰略主動,中國與世界的關系正發生日新月異的巨變。簡言之,世界已不是原來的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中國也不是過去的中國,正處于從“大國”向“強國”的轉進;中國與世界的關系已然彼此交融,深刻聯動,從過去中國單向的“融入”,變成現在雙向的塑造,中國不僅是融入世界,還要“創造性介入”和“建設性引領”,還要接納和擁抱世界反向對中國的融合。中國共產黨十八大以來,中國以合作共贏為思想基礎,以和平發展為戰略選擇,以“一帶一路”為主要抓手,以構建新型國際關系為階段性目標,以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終極追求,五位一體,環環相扣,形成一整套既有歷史繼承性又有時代創新性的國際戰略新框架,中國與世界的關系進入新的歷史階段。

  然而就在中國加大對世界的參與、引領同時,美國則選擇“戰略收縮”“美國優先”,中美兩國同世界關系的逆向發展態勢,頗具歷史諷刺意味。其結果,美國不是從歷史的進步視角看待中國與世界關系的變局,而是以戰略警惕的心態揣度中國的意圖,進而采取高壓的動作進行封堵遏制。班農等人甚至將“一帶一路”臆想為中國在糅合西方三大地緣戰略理論,實現全球“地緣戰略野心”。無獨有偶,新冠疫情發生以來,中國對世界投桃報李式的援助,也被污稱為借疫情“實現地緣戰略目的”。中國與世界關系由此被賦予新的時代內涵,需要一次再出發。

  新冠疫情沒有改變世界處于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總體態勢,只是讓大變局來得更快更猛;沒有改變中國與世界關系的基本面貌,只是將其攪動得更復雜更多面;也沒有改變中國仍處于并將長期處于戰略機遇期的基本判斷——畢竟,中國率先走出疫情最艱難時刻,并且開始有計劃復工復產;以“兩會”的召開為標志,中國既定的戰略布署仍在有序推進——但是,中國把握機遇的難度會變得更大,而風險挑戰也會明顯增多。關鍵在于,在各國深陷疫災,全球共同抗疫的特殊時期,中國在力所能及為世界提供公共產品承擔負責任大國的擔當同時,能不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這既是中國與世界關系再出發的前提,也是中國走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根本。

  再出發要行穩致遠,首先必須回望來路,從而堅定不移地推進新時代的改革開放,對此只能勇往直前不可半途而廢。其次必須整理心情,輕裝上陣。在“第一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即將收官之際,應該稍事休整和停頓,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找尋規律,從而為接續沖刺“第二個一百年”創造條件;再次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對網絡新媒體時代社會思潮左右沖撞的亂象及時梳理、整頓、引領,沒有思想上的統一認識,“第二個一百年”再出發必然異常艱難。最后必須擺正發展與安全的關系。此次新冠疫情暴露出的生物安全問題,以及在總體國家安全觀之下列舉的種種國家安全問題,表明發展需要以安全為保障,否則對外有可能面臨半渡而擊的風險,對內則可能是經濟發展的成就一夜歸零。發展固然是硬道理,但改革開放40年后的發展則需要加一個前綴,“安全的發展”才是真正的硬道理。

 

 

責任編輯:Ra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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