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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老產業為何不興旺?調查458家:不是沒需求 而是沒“市場”

發布時間
2020/09/18/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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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通過分析本次北京養老機構普查中有養老登記許可、且有入住老人人數登記的458家正規養老機構,旨在通過北京市的情況來回答和解釋養老產業為什么興旺不起來。

 

養老產業為何不興旺?調查458家養老機構:不是沒需求 而是沒“市場”

 

養老產業為何不興旺?調查458家養老機構:不是沒需求 而是沒“市場”

 

  作者為北京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喬曉春,原標題為《養老產業為何興旺不起來?》

  首發于《社會政策研究》(2019第2期)

 

  導讀

  養老產業從表面上看“餅”很大,但實際上卻是舉步維艱。本文通過分析本次北京養老機構普查中有養老登記許可、且有入住老人人數登記的458家正規養老機構,旨在通過北京市的情況來回答和解釋養老產業為什么興旺不起來。

 

  調查中發現:

  (一)只有1.3%的戶籍老年人住在養老機構;

  (二)北京市有近20%的機構入住率不到20%,有50%的機構入住率不到50%。真正“一床難求”的只有49家養老機構,占全部有效養老機構的10%多一點;

  (三)北京市養老機構的護理人員年齡40-59歲占近四分之三,2016年平均拿到的月稅后工資為2788元;

  (四)在北京居住在養老機構,每月至少要花費3000元,最多要花費1萬多元,且61.6%的養老機構會收取押金;

  (五)北京市老年人月平均養老金收入為3456元,而這個收入水平很難支付的起入住養老院的費用;

  (六)通過計算發現,在北京市需要別人照護的老年人可能選擇養老機構的潛在比例最多不會超過1.6%;

  (七)北京市養老機構獲得過政府財政補貼的比例高達82.7%;

  (八)養老機構處于盈余狀態的占4.0%,有62.4%的機構需要10年以上才能夠回收投資。

  作者認為:中國的養老不是沒有需求 而是沒有“市場”,市場是指那些可以支付得起的需求。滿足老年人的基本需求是公共服務的責任,市場只有在公共服務的推動下才會興旺。

 

  有人講養老是“朝陽產業”,或是“支柱產業”,似乎這個產業的“餅”很大。理由是中國人口在迅速老齡化,老年人數量在快速增加;一些調查數據也反映出老年人對養老服務需求巨大;再加上國家出臺了很多支持養老產業發展的政策,甚至提供財政補貼和優惠政策支持,從而吸引了一大批投資者進入這一領域。然而,進入這一產業以后人們會發現,養老產業盈利很困難,能夠“吃飽”的企業也很少,人們似乎有進入“圍城”的感覺。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導致養老產業很難興旺發展,是人們一直思考的問題,也是本文想回答的問題。

 

  一、政策背景

  在解決養老問題上,中央一直強調要“黨委領導、政府主導、部門負責、社會參與”。在制度建設上形成的是政府面向社會機構,社會機構面向服務對象(老年人)的模式。前者通過政策傾斜和財政補貼支持與養老有關的社會組織和企業的發展,后者依賴市場機制實現社會組織和企業對老年人提供服務。很明顯,在這一制度框架下老年人能否獲得充分而滿意的服務,是由市場來調節的。

  從“十二五”期間開始,政府加大力度以公建民營、委托管理、購買服務等多種方式,支持社會組織興辦或運營公益性養老機構;鼓勵、引導金融機構在風險可控和商業可持續的前提下,創新金融產品和服務方式,以及采取直接補助或貼息的方式,支持民間資本投資建設專業化的養老服務設施。與此同時,養老機構的準入門檻也是一降再降。2013年民政部公布《養老機構設立許可辦法》,到了2014年國務院召開常務會議決定,養老機構設立許可等90項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改為后置審批,實行先照后證。這意味著民營養老機構可以“先上車后補票”;2018年10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完善促進消費體制機制實施方案(2018-2020年)》,提出取消養老機構設立許可,政府對養老機構的管理理念將從“嚴進”轉變為“寬進”,目的是推動發展養老產業。

  除此之外,政府曾出臺過一系列推進養老市場化的政策。2014年民政部、國土資源部和財政部出臺的《關于推進城鎮養老服務設施建設工作的通知》中強調“進一步降低社會力量舉辦養老機構的門檻,支持社會力量舉辦養老機構”;2015年發改委、民政部和全國老齡辦發布的《關于進一步做好養老服務與發展有關工作的通知》中強調“堅持依法行政、簡政放權、最大限度支持養老服務市場主體創新發展,有效激發市場活力”;2015年民政部、發改委、教育部等發布的《關于鼓勵民間資本參與養老服務業發展的實施意見》指出:“通過公開招標,以承包、聯營、合資、合作等方式,交由社會力量運營,實現運行機制市場化。有條件的地方,開展公辦養老機構轉制成為企業或社會組織的試點工作”;2016年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提升養老服務質量的若干意見》指出:“設立營利性養老機構的,按‘先照后證’的簡化程序執行”;2017年國務院《關于印發“十三五”國家老齡事業發展和養老體系建設規劃的通知》中強調“貫徹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加快推進養老服務業‘放管服’改革。對民間資本和社會力量申請興辦養老機構進一步放開準入條件,加強開辦支持和服務指導”;2017年國家衛生計生委《關于深化“放管服”改革激發醫療領域投資活力的通知》也進一步強調“取消養老機構內設診所的審批,實行備案制”。2019年2月國家發改委、民政部、衛健委共同制定并發布了《城企聯動普惠養老專項行動實施方案》,通過“政府支持、社會運營、合理定價”,通過政府引導進一步激發社會資本參與養老服務積極性;同年3月《國務院辦公廳關于推進養老服務發展的意見》繼續強調“全面放開養老服務市場”,強化“社會參與的養老服務工作機制”。

  出臺這些政策的目的是希望借助社會力量并通過市場機制,以及大幅度降低養老社會組織和企業的準入門檻,吸引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參與解決中國的養老問題。在政府的引導和大力推動下,確實產生了成效,近年來大量的社會投資轉向養老,新出現的養老社會組織和企業如雨后春筍,呈指數增長。以北京市2016年底養老機構普查得到的養老機構成立的時間看,2008-2010年成立57家,2011-2013年成立59家,而2014-2016年成立了106家。

  然而,從另一方面人們又發現,盡管國家越來越重視養老問題,但是為老年人提供服務的社會組織和企業以及各類養老機構仍然面臨嚴重的生存和發展困境,比如資金不足、養老機構入住率偏低、服務質量不高、管理和服務不規范等問題。從服務對象角度看,老年人也并沒有因為這些政策的出臺而從中體會到更多的獲得感,他們的需求也沒有得到更好和更充分的滿足。

  這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是社會組織和企業不會經營嗎?是市場作用沒有充分發揮嗎?是老年人的需求不夠旺盛嗎?本文將利用北京市養老服務供給側和需求側數據來回答“為什么養老產業興旺不起來”,其背后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二、數據來源

  普查最終調查了全北京市16個區、330個街道鄉鎮、6789個社區的4104處養老設施;所有具備養老機構許可的460家養老機構;270家養老社會組織和企業;465家與老年人有關的醫院;325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1540家社區衛生服務站;202家康復科和康復機構;以及40家有意向開展養老服務的設施。關于普查中各類對象的界定、普查涵蓋機構的完整性、普查收集數據的方式和普查數據質量等問題請參見由華齡出版社出版的“北京市養老狀況分析系列叢書(2018)”。

  需求側數據主要來自于2015年全國城鄉老年人狀況追蹤調查中得到的北京市調查樣本。北京市共計調查到3668份60歲及以上老年人的有效樣本,該樣本通過事后加權對北京市老年人有代表性。

 

  三、數據分析

  (一)有多少人去機構養老?

  本次北京市養老機構普查共計調查到460家有養老登記許可的正規養老機構,有入住老人人數登記的共計458家(有兩家該數據缺失)。這458家養老機構共計入住老年人41083人。實際上,這些老年人并不都是北京戶籍,其中有外地戶籍老年人4128人,占到入住養老機構全部人數的10%。當然,也有一部分北京市的老人會住在像河北、天津等周邊地區的養老機構,只是沒有這部分數據。

  如果假設北京市老年人去外地養老機構與外地老年人入住北京市養老機構人數相同,我們可以把入住北京市養老機構的41083人全部看作北京市戶籍老年人入住養老機構的人數。

  北京市統計局公布的2016年底北京市60歲及以上戶籍老年人為3091228人。如果把入住養老機構的4.1萬人都看作是北京市的老年人(假定外地來北京和北京到外地養老人數相抵消),則意味著只有1.3%的戶籍老年人住在養老機構。這個數據與北京市提出的“9064”養老模式中“4%的老人在養老機構養老”具有相當大的距離。這個數據從另一個方面說明有98.7%的戶籍老年人是不進養老機構的,而是在家里養老。

  是老年人不愿意去機構養老嗎?應該不是。因為北京市老年人中日常生活需要護理的比例為17.1%,如果按當時北京市309萬老年人計算,應該有52.8萬名老年人需要護理,而入住養老機構無疑是得到護理的最方便的形式,也是需要護理老年人最好的選擇。而實際上入住養老機構的老年人一共才有4.1萬人,而這4.1萬人當中,完全自理老人為1.28萬,占31.9%;半自理老人1.32萬,占32.8%;完全不能自理老年人1.41萬,占35.2%。也就是說,住在北京市養老機構中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或需要別人照護的老年人只有2.73萬人。與實際需要照護需求的52.8萬人相比,差距十分巨大。是養老機構床位緊張而住不進去嗎?應該也不是。下面的分析會證明這一點。

  (二)是否存在“一床難求”?

  普查得到的全市460家養老助殘機構設計床位總數為96540張,在民政局備案床位總數為90435張,目前正在使用的床位總數47964張;實際使用床位占設計床位的比例為49.7%,實際使用床位占備案床位數的比例為53.0%。如果把備案床位數比例作為床位使用率,可以發現北京市養老機構實際床位利用率剛剛超過50%。

  如果按照不同床位使用率進行分組來看機構個數和所占百分比(見表1),可以看出北京市有近20%的機構入住率不到20%,有50%的機構入住率不到50%。真正“一床難求”的只有49家養老機構(這里不列出名單),占全部有效養老機構的10%多一點。

 

表1:養老機構床位使用率分布

養老產業為何不興旺?調查458家養老機構:不是沒需求 而是沒“市場”

 

  對這些入住率達到100的養老機構做進一步分析可以發現,它們大部分集中在城市中心區。通過入住率100%機構個數占該地區全部機構數的比例,可以發現比例最高的是石景山區,占三分之一(=3/9);其次是東城區,占28.6%(=4/14);排第三位的是西城區,占19.4%(=7/36);第四位是門頭溝區,占18.2%(=2/11)。如果按法人登記類型來看,民辦非企業中入住率為100%的比例最高,達到12.0%(=29/242);企業比例最低,只占5.6%(=1/18);如果按運營模式看,比例最高的是農村集體,占到三分之一(=3/9);其次是公辦民營,占15.5%(=15/97);而公辦公營的只占4.3%(=5/115);民辦公助的比例為0(=0/12)。

  這些“一床難求”的養老機構一般來說屬于離城市中心比較近、環境條件好、收費相對較低、經營管理較好、服務質量較高的機構。當然也有部分機構由于得到政府比較充分的財政支持,導致經營成本降低,收費標準也比較低,入住率很高。然而,這種靠政府支持來維持高入住率的情況,只是個例,不具有普遍性,因為畢竟絕大多數養老機構并不具備這些有利條件。產業是在自由市場競爭條件下生存和發展的,短期發展依靠政府的支持是可能的,但從長遠看,不可能永遠具備這樣的條件。

  (三)養老機構的運營成本高嗎?

  一個養老機構通常是通過先估計運營成本,再將其總成本除以床位數,得到每個床位最低應收費用。若再加上每個床位盈利費用,就可以計算出每一年的收益和回收投資所需要的年限。盡管房租、人員工資(包括五險一金)、水電氣、硬件設備和稅收都屬于成本,通常成本最高的是人員工資,而在人員工資中護理人員工資所占比例應該是最高的。當然在大城市,房租成本也會占比較大的份額。

  實際上,護理人員的工資收入,影響到護理人員的素質和養老機構的整體水平,她們決定著養老機構的定位、定價、入住率,甚至是生存與發展。而她們的收入又受到外地人或本地人生活在北京所需要維持基本生活標準的影響。收入低于這個標準,她們就無法生活,而不得不放棄這一職業或離開北京。相反,若提高她們的工資收入,會大幅度增加機構的運營成本,從而需要制定更高的入住收費標準。收費標準提高,會導致入住率下降,隨之而來的是收益降低,從而需要再考慮降低成本,減少工資,出現惡性循環。養老產業實際上是在這樣一個臨界條件下“掙扎”。關系平衡做得好的,會有一定的收益;做得不好的,則會虧損甚至倒閉。

  從普查得出的數據看,北京市養老機構的護理人員以年齡40-49歲組為最多,占44.2%,其次是50-59歲這個年齡段,占30.2%,二者合計占近四分之三。而40歲以下的護理員占22.0%,60歲及以上的護理員占3.6%,二者合計則占四分之一多一點。實際上北京市養老機構的護理人員很多都來自外省市,這其中來自北京市的只占32.5%,來自外地的占了67.5%。

  這些養老機構的護理人員,2016年平均拿到的月稅后工資為2788元(見表2)。其中工資最高的是企業,平均為3063元,民辦非企業為2973元,事業單位的工資最低,只有2509元。

  那么相對于北京市職工的平均工資,養老機構護理人員的工資處在什么水平呢?根據北京市統計局公布的結果,2016年度全市職工月平均工資為7709元。盡管這里統計的是稅前工資,但刨除個人工資所得稅以后,仍遠遠高于養老機構護理人員的月平均工資。

 

表2:養老機構護理員平均月稅后工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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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養老機構護理人員屬于低收入群體。收入低意味著護理人員的素質低、護理專業水平差,同時也意味著這一隊伍的不穩定或流動性大,因為一旦工作壓力或強度過大,或找到收入更高的工作,人們就會退出這一職業,轉去從事別的工作。那么要想穩定這一隊伍,必須要提高她們的工資,至少要達到全市平均工資水平。然而,工資的提升又受制于養老機構的收益狀況,最終取決于養老機構收費情況。

  (四)養老機構收費標準合理嗎?

  養老機構收費直接影響養老機構的生存和發展,也決定著老年人是否有足夠的經濟能力進入養老機構并接受相應的服務。普查專門針對養老機構的床位費、餐費和護理費進行了調查。由于各個養老機構對能夠完全自理老年人、半自理老年人和完全不能自理老年人實行差額收費,因此調查時也對老年人生活自理狀況進行了劃分??偟那闆r是,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在床位費和護理費方面明顯要比能夠自理或半自理的老年人要高一些;企業收費要比民辦非企業收費高一些,而民辦非企業又比事業單位收費要高一些。

 

表3:養老機構平均收費定價(元/月):床位費、餐費和護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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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除一些特殊和極端情況外,表3給出了北京市養老機構平均收費定價(元/月),它涵蓋了床位費、餐費和護理費的總和。如果不考慮法人單位類型,只考慮生活自理能力,那么花費最低的應該是生活完全能夠自理老年人,三個費用加到一起為2931元/月;花費最高的應該是生活完全不能自理老年人,三者費用之和為4465元/月。如果再考慮法人類型,那么生活能夠自理且在事業法人機構的花費應該是最低的,三者合計為2528元/月;而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且在企業法人機構的老年人花費是最高的,三者之和為9884元/月。如果再考慮到其他雜費,如取暖費、水電費、洗滌費或其他雜費,估計還要再加500元。這樣,在北京居住在養老機構,每月至少要花費3000元,最多要花費1萬多元。這反映了北京市目前養老機構的整體收費標準和收費水平。

  實際上,除了上面提到的正常收費外,一些養老機構還需要入住老年人交一定數量的押金。在回答這一問題的458家機構中,有282家收取押金(或風險保障金),占機構總數的61.6%。在這些收取押金的機構中,收取5000元押金的機構最多,有45家,收取1萬元的有41家,收取2萬元的有37家,3-5萬元的31家,5萬元以上的26家,最高一家收50萬。

  這樣的一個收費標準到底是低了還是高了呢?這取決于老年人的收入有多高,特別是那些有進養老機構愿望,或有進養老機構客觀需求的老年人是否能夠支付得起,即有多大程度的有效需求。

  (五)老年人能否支付得起?

  利用2015年全國城鄉老年人狀況追蹤調查中得到的北京市調查樣本,可以計算出北京市老年人月養老金(也叫離退休金)收入和總收入(除了養老金外還包括仍然繼續工作收入、干農活收入、撫恤金、企業年金、商業保險、高齡津貼、養老服務補貼、護理補貼、最低生活保證金、五保三無救助金、房租收入、利息收入、土地出租承包收入、原單位補貼福利和分紅、子女和親屬給的錢。這里未包括存款和房產)。將全部樣本進行匯總后,得到北京市老年人月養老金和月總收入的平均值和中位數值。

  從表4給出的結果看,北京市老年人月平均養老金收入為3456元。因為養老金分布的不均勻,用平均數進行測量會有一定的偏差,而用中位數則更為合適。北京市老年人月收入中位數為3300元。由于養老金最小值為0,最大值為8萬元,從而導致平均收入會受到極端值的影響,失去一般意義,所以使用截去兩端5%的值后再計算平均數會更有意義。由此得到5%截尾平均養老金為3207元。用同樣的辦法我們也可以計算老年人月總收入。得到的結果是總收入的月平均值為4395元,中位數值為3833元,5%截尾平均值為4021元。

 

表4:老年人月養老金和月總收入(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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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想進一步了解北京市老年人是否有足夠的支付能力來進養老機構,還必須看老年人總收入的分布情況。我們將老年人月總收入進行分組,得到在各個收入分組中老年人的人數和比例(見表5)??梢钥闯觯罕本┦欣夏耆酥屑s有20%的人總收入在2000元以下,約有70%的人總收入在5000元以下;總收入在8000元以上的只占約10%。

 

表5:老年人按月總收入分組的人數和比例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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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將北京市老年人收入狀況與養老機構收費狀況進行比較,可以大體看出有多少老年人能夠支付得起進入養老機構的基本費用。如果假定老年人拿出總收入的一半來支付養老機構的費用,那么月收入5000元則屬于最低門檻了,因為她們只能選擇月收費在2500元的養老機構,也就是只能選擇事業單位養老機構,而且她們還必須能夠“完全自理”。按照這個標準,北京市占70%月總收入在5000元以下的老人完全不具備進入養老機構的可能,不管她們生活是否能夠自理還是不能自理,只能是在家養老或在家接受照護。如果月收入是8000元錢,可以進入絕大多數事業單位和民辦非企業養老機構;然而,不管你生活是能夠自理、還是半自理或完全不能自理,都不足以進入企業興辦的養老機構。老年人收入的多少決定了你是否能夠跨進養老機構這個門檻。

  (六)誰會選擇進養老機構?

  從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不管老年人生活是否能夠自理、也不管老年人有多么迫切的愿望想到養老機構進行養老,沒有一定的收入作保障是完全沒有可能的。我們假定那些月總收入在8000元以上,且有進養老機構需求和愿望的老年人是養老機構的潛在入住對象。而那些收入在8000元以上,且日常生活不能完全自理且需要他人來照顧的老年人屬于迫切需要(也被稱為“剛需”)入住對象。

  將總收入分組按照日常生活是否需要別人照料護理進行匯總,得到表6的結果。從中可以看出,北京市有17.1%老年人的日常生活需要別人照護;在收入為8000元以上這個老年群體中需要別人護理的比例占15.6%;這些需要照料護理且還支付得起養老機構費用的老年人占全部老年人的比例僅為1.58%(=53/3348)。而如果她們想去企業機構進行養老,其月平均收費為9884元,其8000元的月收入仍然支付不起。根據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結論:在北京市需要別人照護的老年人可能選擇養老機構的潛在比例最多不會超過1.6%。

 

表6:按總收入分的日常生活是否需要照護的老年人數量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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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一個潛在規模不足以推動北京市養老市場的興旺發達。那么,要想大幅度提高養老機構的入住率,目前只有幾個可能的選項。一是降低進入養老機構的門檻,即降低收費標準,使那些收入低于8000元的老年人也能夠有可能進入養老機構。然而,這對現有北京市養老機構來說可能性很小,因為機構人員工資已經不可能再低了,而且房租價格一再上漲,各類成本不僅居高不下,而且還在繼續攀升;二是吸引更多收入相對比較高且生活能夠自理老年人進入養老機構,收入在每月8000元以上且生活能夠自理的老年人占全部北京市老年人的比例為8.5%(=286/3348),哪怕只有1.3%比例的老年人入住養老機構,就將填滿全部的空置床位,使北京市養老機構入住率達到100%;三是養老機構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在保持運營成本不變的情況下通過自己的努力進一步改善養老機構軟環境、提升服務質量,增加機構吸引力,從而在機構競爭中占據優勢。

  目前住在北京市養老機構的老人中自理、半自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各占三分之一,而且有近一半的空置床位。未來的目標是如何將這些空置床位填滿,抑或減少床位數。但是不管怎么說,北京市老年人有效需求規模是固定且穩定的,在短期內是很難改變的。

  如果入住養老機構的潛在對象不足,且又有如此大規模的空床率,那么目前的養老機構是如何生存下去的呢?盡管調查數據看不出以往消失了多少養老機構,但還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政府的支持,成為養老機構能夠繼續生存下去的一個可靠保障。

  (七)政府提供了多大力度的支持?

  目前的養老機構面臨兩個方面的天花板。一方面,北京市最低生存標準或護理人員的最低工資收入是剛性的,是下天花板,是一個不可突破的下限,它決定了機構的運營成本;另一方面,養老機構收費定價不僅要考慮運營成本或保證護理人員的最低收入,也受北京市老年人收入狀況的影響,這是一個上天花板,是一個不可突破的上限,它決定了機構的運營收益。在市場作用的條件下,成本和收益的平衡點是可以計算出來的,并可以進行操作化處理。然而,由于上限和下限都是剛性的,從而并未給機構留出多少可以操控的空間。由于經營者可操控的空間很小,從而會導致一些機構的運營成本可能會大于收益,而處于虧本經營狀態,甚至出現倒閉。這種狀態下,養老機構的生存會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政府的財政補貼和相關方面的支持。

  普查結果顯示,北京市養老機構獲得過政府財政補貼的比例高達82.7%(見表7)。其中事業單位獲得補貼的比例為78.4%,民辦非企業為88.0%,企業為52.9%。這里面民辦非企業拿到政府補貼的機構最多,其次是事業單位,拿到政府補貼比例最少的是企業(或營利性)養老機構。

 

表7:不同法人登記類型獲得過政府財政補貼的養老機構數量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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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府的財政補貼會涉及具體的補貼內容(見表8)。在所有的養老機構中拿到政府提供運營補貼的占67.0%,建設補貼占20.0%,人員補貼占10.8%,房租補貼只占1.6%,其他補貼占6.3%。

 

表8:獲得不同補貼內容的機構數和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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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獲得過補貼的養老機構,其獲得的補貼額度也有很大差異。普查調查了從2013年以來到2016年9月22日(不到三年的時間)所獲得過政府補貼養老機構所得到的各類補貼額度,經過數據匯總和整理得到了不同法人類型機構獲得的各類補貼的均值、中位數,以及補貼的最小和最大額度(見表9)。在運營補貼中事業單位平均獲得了189萬元的補貼,獲得的補貼最多;而民辦非企業獲得了177萬元的補貼;企業平均獲得了68萬元的補貼,補貼額度最少。

 

表9:不同法人類型機構獲得的各類運營補貼額度的描述統計(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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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里一個比較有趣現象是,事業單位和民辦非企業的補貼均值遠遠大于補貼中位數,而且事業單位補貼與民辦非企業的補貼比,其均值大、中位數小,且標準差很大。很明顯這是一個典型的極端正偏分布(見圖1),這個圖的特點是右側尾部較長且平均數大于中位數,右側尾部越長平均數與中位數的差異越大。這說明,事業單位和民辦非企業,絕大多數獲得的補貼并不多,事業單位有一半單位拿到的補貼小于45萬元,民辦非企業有一半小于60萬元;而有個別一些單位拿到了額度極大的補貼,比如事業單位拿到的最高補貼是6千萬,民辦非企業拿到的最高補貼是9.6千萬。相比而言,企業獲得補貼的平均數和中位數則相等,且標準差也比較小,這說明企業獲得的運營補貼分布則比較均勻,極端情況很少。

 

養老產業為何不興旺?調查458家養老機構:不是沒需求 而是沒“市場”

圖1:單峰正偏分布圖

 

  如果看建設補貼,民辦非企業所獲得的補貼遠遠高于事業單位,甚至企業所獲得的補貼也遠遠高于事業單位。這里仍然是民辦非企業和事業單位補貼的平均值大大高于中位值,仍然表現明顯的右偏;而企業獲得補貼的分布仍然是比較均勻的。

  政府提供的人員補貼,明顯更傾向于事業單位,而且平均值和中位數差異很大,標準差極大;盡管事業單位人員補貼的平均值大大高于民辦非企業,但是二者的中位值則相差無幾,說明人員的小額補貼中事業單位和民辦非企業基本上是一樣的,差異主要體現在大額補貼上。在調查中還可以看出,企業沒有獲得過任何的人員補貼。

  盡管北京市房租很高,而且一直出現快速上漲的趨勢,但養老機構能夠獲得政府提供房租補貼的單位則很少,只有3個機構。除此之外,還有一些其他補貼,獲得過補貼的只有20個養老機構,在這里企業獲得的補貼是最多的。

  除了財政的直接支持外,政府還為養老機構提供了很多政策性優惠,比如減免營業稅,減免所得稅,減免水電氣熱費和房產稅等。在北京市,獲得減免營業稅的機構比例最高,占到61.9%,獲得水電氣熱費優惠的機構占到43.2%,獲得企業所得稅減免的占36.7%,獲得減免房產稅的占到15.4%。這些優惠政策為養老機構降低成本也做出了一定的貢獻。

 

表10:享受各類優惠政策的機構數和比例

養老產業為何不興旺?調查458家養老機構:不是沒需求 而是沒“市場”

 

  (八)養老機構的盈虧狀況如何?

  實際上在獲得了政府提供的財政補貼和政策優惠后,盡管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某些養老機構的運營成本,但養老機構的壓力并未因此而減輕,其發展仍然是步履艱辛,其根本原因是上、下天花板的剛性約束并未解除。

  普查詢問了機構投資回收周期的問題,其中回答只需要1-3年就可以回收投資的機構所占比例只有4.6%,有19.5%的機構回答需要4-6年可以回收投資,有13.5%的機構需要7-10年才能夠回收投資,而有62.4%的機構需要10年以上才能夠回收投資。這說明絕大多數養老機構的收益并不高,需要回收投資的周期相對都比較長。

  接著又繼續詢問了養老機構目前的盈虧狀況(見表11)。整體情況是,養老機構處于盈余狀態的占4.0%,基本持平的占32.8%,稍有虧損的占32.6%,嚴重虧損的占30.7%。可以看出養老機構的生存狀況并不樂觀,靠養老機構來賺錢幾乎是不可能的。

  如果按法人登記類型來看,嚴重虧損比例最高的是民辦非企業,為36.2%,其次是企業,占29.4%。如果單看虧損,企業虧損的比例最高,達到82.3%;事業單位虧損比例最低,為57.4%,這可能是由于事業單位獲得政府的補貼和享受的優惠政策更多。如果單看盈余,盡管事業單位和民辦非企業養老機構盈余的比例都很低,但民辦非企業還是比事業單位略好一些,這可能是因為民辦非企業的經營更靈活、發展的積極性會更高一些。

 

表11:按法人登記類型和機構盈余狀態分的機構數和比例

養老產業為何不興旺?調查458家養老機構:不是沒需求 而是沒“市場”

 

  實際上,盡管數據反映出的結果已經體現出了養老機構的高虧損率和低盈利率,但是這種狀況已經是在政府提供了大量的補貼和優惠政策以后的結果。換句話說,如果沒有政府的補貼和優惠政策,會有更多的養老機構虧損和倒閉。由于普查屬于一次性調查,只能反映調查當時的現狀,并不能對機構生存發展的動態過程進行跟蹤,從而只能知道還“活著”的機構狀態,而不知道已經“死掉”機構的情況。但是我們可以比較明確地講,一定存在一些普查前幾年已經倒閉的養老機構,而且可能正是因為很多以往的虧損機構已經倒閉,導致目前的虧損比例相對降低了?;蛘哒f,嚴重虧損機構的倒閉已經使現有的“數據”更好看一些,盡管現在已經不是很好看了。我們由此可以判斷,政府對養老機構的支持并沒有使養老產業更加興旺,只是使原本應該倒閉的機構或企業仍然可以繼續生存和維持,因為它們的絕大多數并沒有太多的盈利。

 

  四、歸納和總結

  實際上,中國的養老不是沒有需求,而是沒有市場。需求是什么?是那些日常生活需要照料、身體需要護理,或是生活部分和完全不能自理的老年人。這部分人占北京市老年人口的17.1%,如果按照2016年底北京市有60歲及以上戶籍老年人309萬人來計算的話,北京市需要照護的老人為52萬人,而當時北京市養老機構的床位總數才只有9萬張,此時的供給是遠遠滿足不了需求的。市場是什么?市場是指那些可以支付得起的需求,此時(有效)需求就會立即變小了。

  中國目前解決養老問題的思路采取的是政策引導、政府扶持、社會興辦、市場推動的原則。其背后的涵義是:社會組織和企業在前臺“唱戲”,觀眾按照“市場原則”來選擇是否愿意“看戲”,不管觀眾喜不喜歡,政府的作用是努力支持把這臺戲繼續唱下去。在這個邏輯鏈條中,社會組織和企業是政府支持的核心,而不是觀眾。然而,解決養老問題的最終目的是要滿足“觀眾”(老年人)的最終需求。政府需要把支持和扶持的重點從機構轉向老年人,特別是那些生活不能自理且又沒有錢的老年人。這些人不是市場服務的對象,而應該是基本公共服務的對象。

  在解決養老問題上,政府應該從后臺走到前臺。政府的作用體現在構建針對所有老年人的養老服務體系;制定系統的養老政策、制度和標準(而不是碎片化的);針對普惠和特惠人群,制定不同的項目,通過財政支持和購買服務,由社會組織和企業通過競爭來獲得項目,提供專業化服務,滿足老年人多樣化的養老需求;通過引入第三方機構來監督和評估項目執行情況,保證老年人能夠獲得滿意和高質量的服務。

  當政府把養老作為基本公共服務并覆蓋所有老年人,特別是低收入老年人的時候,大量的需求將被釋放出來,社會組織和企業將有大量的服務性工作要做。只有在這種情況下,養老產業才能從現在的困境中走出來,才會真正的興旺發達起來。

 

 

責任編輯:Rach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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